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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愿不愿意,方言的消亡都无可避免

2018-8-20 16:56| 发布者: panyuB| 查看: 12470| 评论: 0|原作者: hackrose

摘要: 1 —————————— 最近回了一趟家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亲戚家念三四年级的几个小朋友平时使用普通话交流、很少讲家乡方言了。 亲戚家的小孩都是本地人,为何互相之间要讲普通话? 事情是这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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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了一趟家乡,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亲戚家念三四年级的几个小朋友平时使用普通话交流、很少讲家乡方言了。

亲戚家的小孩都是本地人,为何互相之间要讲普通话?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经济的发展,家乡近些年外省人多了起来,造成本地小学的生源多了许多外省孩子,连老师也从外省招聘了一部分,鸡同鸭讲,无法交流,谁也不愿学谁,结果大家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普通话。孩子们在学校讲普通话习惯了,就将习惯带回家里来了。

方言式微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乡,而且发生在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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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方言为什么会式微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方言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人口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双腿都被拴在土地上,什么时候会离开土地呢?通常只有这几件事:赶集、告状、赶考。

在古代中国人的人生中,离开家乡的机会是不多的。在农耕社会,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方圆十里路,人口的流动性极弱,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在封闭的环境里,方言得以形成。

所以我们中国自古有“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为什么是“十里”?因为古代中国人赶集所能走的最远路程,早出晚归,就是十里路,所以是十里不同音,超出十里地以外,由于缺乏交流,相对封闭,语言就会发生变异。

说到这里,答案呼之欲出了——

方言存在的历史基础,就是因为人口不流动,而一旦人口发生了实质性的流动,方言存在的基础就必然崩溃。基础一旦崩溃,方言死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过去四十年是工业化的四十年,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过去,中国人是大部分不流动,而现在恰恰相反:大部分流动,基本上是从农村往城市流动,在城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自说方言根本无法交流,为了选择成本最低的交流工具,人们只好选取最大公约数:普通话。

你不用学我的方言,我也不用学你的方言,大家都说普通话,人人都能懂,将彼此学习语言的时间节省下来,可以马上开展交易。

为什么叫“普通话”?“普通话”的“普通”并不是“平庸”的意思,而是“普天之下人人能通”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经济常识去解释,普通话流行的根本原因就水落石出了:因为大家都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这是经济的解释。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兴盛,并不是人们被迫的结果,而恰恰是人们自发的结果,人们都趋利避害,说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所以大家都选它。

据媒体的朋友说,不少电视台被禁止使用方言,所以普通话兴盛、方言式微是有关部门强制推广的结果。

在这里我首先声明: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我不赞成强迫任何人说或不说一种语言。但是就普通话兴盛、方言式微这件事上而言,我认为官方的强制性推广只是起了助力的作用,它并不是这件事的根本;从根本上而言,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人口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流动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就算官方不强制推广普通话,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也是大势所趋。

其根本原因就如上述所说:因为使用普通话交易成本最低、各方获利最大。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了人们总是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交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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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一家德资跨国公司工作,外人也许想不到,德资跨国公司明文规定:本公司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不是德语,而是英语。哪怕是两个德籍员工之间的电子邮件,都是写的英语。

为什么呢?因为德资跨国公司也是跨国公司,邮件在不同肤色的员工之间来往,必须是英文,你可以要求所有非德籍员工都学习德语,但那样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好员工都跳槽了、不跟你干了。

所以一家德资跨国公司,没有任何有关部门强制它,它自发制订了通用英语的制度,为什么?因为使用英语交易成本最低。一个是交易成本高的方案,一个是交易成本低的方案,是个正常人都会选后者。

同理,以前中国人用“里”来描述距离,但是现在都用“公里”了,为什么呢?因为“公里”是“国际公认的里程”,用“公里”来说事,在国际之间交流就很方便。

同理,经常出差国外的朋友都有一个“万国转换器”,为什么呢?因为各国的用电插头不一样,我不需要购买所有国家的转换器,我只需要买一个“万国转换器”,就可以周游列国了。

同理,从前世界贸易都用白银结算,后来则统一用美元计算,为什么不可以我用人民币、你用欧元,各算各的呢?因为那样是做不成生意的,因为那样的话,交易成本太高了。

香港开埠之前,香港的农村和渔村通用客家话、疍家话和鹤佬话。客家村与疍家村、鹤佬村之间基本不交流,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开埠之后,商业繁荣了,都出城了,开始做生意了,要交流了,说哪一种话呢?

如果说客家话,则意味着疍家人和鹤佬要重新学习客家话;如果说疍家话,则意味着客家人和鹤佬要重新学习疍家话;如果说鹤佬话,则意味着客家人和疍家人要重新学习鹤佬话。

太麻烦,交易成本太高,怎么办呢?索性取公约数,大家都讲广东话,这个大家都会讲,谁也不用学谁,立马就能做成生意。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新加坡。早期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有的讲闽南语,有的讲广东话,还有的讲客家话,语言不通,怎样做生意呢?都讲闽南语吧,广东人和客家人说我没那工夫学;都讲广东话吧,闽南人和客家人说我才不学呢;都讲客家话吧,闽南人和广东人也不同意。

最后怎么办呢?取最大公约数,都讲普通话(华语),华语大家都会讲一点,就用这个了。所以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原本都不讲普通话的,但是普通话成为了新加坡第二官方语言,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是最大公约数,交易成本最低。

除此之外,深圳的历史也是如此。深圳开发之初,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各说各话,各不相让,谁也不愿意学谁(时间就是金钱,谁也没工夫学习对方的方言),怎么交流呢?现成的办法就是取最大公约数,大家都讲普通话,所以深圳逐渐演变成一座普通话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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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朋友说,方言是文化遗产,需要保护,这一点也许是对的,但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相关工作就留给文化人士去做。

我要重申一次:我并不赞同禁止电视台使用方言的行为,但是如果将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归罪于官方的强制性推广,则明显是把错了脉。

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其根本原因是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操不同方言的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沟通工具。普通话作为成本最低的选择,自然得以胜出。

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兴盛和方言的式微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而不是由谁的意志所决定的。

冯学荣 选自微信公众号“人文经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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